公务员工资该不该涨？

刚柔并进

2014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大会递交提案：建议提高公务员工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杨士秋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务员工资应该上涨，目前中央已责成有关部门调研。他同时表示，公务员的灰色收入也应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

何香久被骂得狗血淋头，正是活该，他的提案在向民众的伤口上撒盐，既无程序正义也无实质正义，不具备可操作性。这边体制内人员养老金特权未解决，那边要求涨工资，下场大多如此。他应该向全国政协常委、社法委主任孟学衣学习，孟学农先生提到了程序正义：如果要调整公务员工资，也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物价水平，依法依规进行调整，老百姓才能接受。将来还要通过人大预决算，纳入法制轨道。从经济选择上说，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可以“下海”畅游去。既不敢游又不断抱怨，懦弱得可以。

涨薪必须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加薪要符合程序正义，以是否能够提高执政效率作为指标。

目前执政党以雷霆手段反腐是改革的第一步，不是实质性改革本身，反腐如同扫雷，扫雷之后才能革故鼎新。不进行实质改革，以高薪养廉、基层公务员太辛苦、市长也买不起商品房之类的矫情借口为公务员加薪，即使加得再高也满足不了公务员向大企业管理层看齐、央企与国际大公司接轨的愿望，也解决不了公务员体制内的不公平低效率现象。无条件提高公务员薪酬，将吸引更多不愿为风险买单的人进入体制尸位素餐，为了捍卫自己的高薪游说权，体制内人员对审批权会看管更紧。

所谓程序正义，第一步是预算的公开与透明，经过人大权力机构的背书，同意之后决定是否上调，上调幅度，哪些岗位应该上调，哪些岗位应该撤销。现在公务员工资奖金表面上需要多达6个部门层层审批，所有这些审批与公共预算无关，与相关部门的笔杆子有关，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程度、也无法形成明晰的执政逻辑。

需要向纳税人公开的项目包括，各地有多少编制内公务员，有多少协管人员，拨款是多少，如何使用？分别设置哪些岗位，设置的依据是什么，审批或者执法权限有多大？包括工资、福利、经济适用房在内，整体薪酬福利量化数据如何，占财政整体比例，均应该有明白无误的公示，而后经过人大批准施行，由政协建言辅助监督，由监察纪委等部门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形成完整的权力制约、监管链条。最终由编制部门考核效率，决定薪酬福利改革是否成功，需要在哪方面进行调整。

考虑到中国各地的特殊情况，人情社会与血缘社会形成庞大的关系网，还有必要进一步公示如下内容：哪些公务员是考试选拔进入体制内的，又有哪些人是靠血缘荫庇进入的。这并不是过份之举，此前媒体曝光过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七大姑八大姨也进入体制吃皇粮事件，甚至举荐自己的情人进入体制内步步高升，让这些人吃饷是对任何一个文明体制的侮辱。从有制度开始，通过公开竞争进入的权力人员与依靠关系寄生在体制内的吸血寄生虫有本质区别。给后者加薪就是剥夺前者的尊严，就是降低执政机构的整体效率。

转引一组数据，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08.9万人，如果包括事业单位人员超过4000万，如果加上国企准官员，可能超过5000万。如果减员1000万，以最保守的每人每年2.4万元工资计，就能节省2400亿，说不定效率还能因此提升。以何香久委员本人来说，是中国作协会员，沧州市文联副主席，一个国家养了一大批市场不认帐养不活自己的作家，想必属于浪费财政，让这些作家到市场中去游泳节约经费为基层苦干公务员腾出经费，是再好不过。

再说公务员工资低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显性工资与隐性福利，定性基础才好办事。经常有某市长或某部长“哭诉”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商品房，拜托，请不要继续欺骗大众的感情、侮辱大众的智商了，部长们需要自己买房吗？市长需要自己买房吗？中国那么多舒适的经济适用房被谁买走了？再说，退休之后的养老水平，公务员与蓝领工人有天壤之别。

确实，有些国家公务员工资与养老替代率略高于普通蓝领工人，但公务员绝无购买豪华经济适用房的机会，更无让飞机等待的特权。全国政协委员何伟说，津补贴占公务员合法收入的大头本身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津补贴不透明，有时工资条连公务员自己都搞不明白——这个月多一项这个，下个月多一项那个。全国人大代表、宝丰县闹店镇法庭庭长朱正栩说，“很多公务员享受公费医疗，不缴纳养老保险退休金反而很高，这些也是公务员一‘哭穷’就被‘吐槽’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此高的隐性福利，目的是为了弥补低工资，现在不说福利只说低工资，只说现在福利下降，不说以前已经获得的资产性收入，是不公平的。退一步说，即使有的基层公务员薪酬水准整体低下，但以个案为例，要求整体提升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不过是巧立名目弥补最近有所下降的福利而已。

全局与个案有显著区别。有些人把眼睛盯着个别公务员辞职，如现任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才，去年9月从广州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任上辞职，另一位政治明星南沙区副区长孙雷，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官员辞职下海主要原因，或为薪酬，或为实现抱负。真正想成为企业家、想在经济领域一展伸手的人不会钻头觅缝进入体制。无法否认，在中国，政府官员依然负有很多经济领域的重要责任，如规划招商等等，这些拥有才能的规划者需要的是展现才能的广阔舞台，而不是高薪。抱负不同，游泳的场地当然不同。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以每年1美元的象征性年薪，担任纽约市长12年，这是他实现财务自由以后的事，有了财务自由，想实现政治抱负。看过美剧《纸牌屋》的人清楚，即使最野心勃勃的美国政坛阴谋家，高薪也不是他们的目标，政治地位才是。

话说回来，能够辞职敢辞职的人是九牛一毛，多数抱怨的人不会辞职。有政治抱负者从政，从事低阶文员者为了生活保障，厌恶高风险，种瓜得瓜，各得其所。

无论是公务员加薪，还是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背后的制度支撑都是硬约束的公共财政体制。

软预算是大笔一挥，花多少钱权力机构自己说了算，硬预算则是举头三尺有监管，花钱时绝对不会离题太远。软预算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喝纳税人的血，而硬预算使纳税人了解税收去了哪里，使用效率如何。

基于以往的橡皮图章经验，有人会质疑，目前人大是否能够对权力机构实行财政硬约束，权力机构内部的反腐能够持续多久。要走出这一死结，无论如何也要把图章变硬，把反腐落实，这是建立公共财政的第一步，也是权力在法治框架下制衡的第一步。如果撇开人大的约束，如果没有事后的惩戒，中国50年后也不可能打下公共财政基础。